紀錄片的道德責任

有的時候很難猜度一個導演背後的意圖。在《麥收》的Q&A有觀眾問他主角苗紅有否看過這部戲，他答還沒有時間讓她看，但影片今年三月至今已去過多個影展，很難相信幾個月來也找不到時間。我也問過徐童在剪接時有否讓她看，他回答說覺得後期工作是導演的責任，被拍者的工作拍攝完便結束。這回答有點傲漫，畢竟通過剪接、音樂、旁白、字幕等後期效果，可以大大影響觀眾對被拍者的印像，一個人同意被拍攝是否等於他把所有話事權全歸於你？陰謀論的想法是他不想給苗紅機會打退堂鼓。

紀錄片的道德責任是個有趣的課題，跟所有的道德論一樣沒有絕對的對與錯，每個地方、每個作者的做法也有不同。西方的做法是用法律來規限，拍攝前先簽好同意書。但在現場被訪者接過字體密麻麻的一張紙，很多時都求其簽個名就算，並不知道一般同意書都是有利拍攝者，像在Bruno裡面出鏡的人，大部分都真的以為自己正參與一個奧地利電視節目。

上圖是我在韓國拍的唯一一張相。左起是我，徐童，兩個電影節志願者，日本評審Tomiyama Katsue，電影節冊劃Park Ki Yong。